一个人思想之应然

（汪晖《现代中国文化的举起》）

“知行合一”释

梁启超“知行合一”概念：知必须在“行”中证实自己，也必须在行中被证明有效。梁氏说：“依阳明看法，你们卖的买的（指学生在现代学校中得到的知识-笔者注）都是假货，因为不曾应用的知识绝对算不了知识，”他套用阳明“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的话补充道：“未有不行而知者，不行而求知，终久不会知”。实际上，他是从实践与效果两方面把“学与行打成一片”，即便是学问思辨之“知”也具有“行”的性质。

……

但是，当梁氏把王阳明与颜习斋在“实验主义”的意义上统一起来时，他是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考虑到“行”与“践履”所含有的“亲身实践、实验和运用”的方法论意义，而前提是他已对“知行合一”的哲学基础即“心物合一”、“心理合一”作出了上述阐释。梁氏曾引王阳明《答东桥书》“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等语，这与颜氏的认识论在理路上的确具有相似的“实践”的含义。梁氏把颜学纳入王学中来理解，一方面是用颜李的“实践”与“事功”及“物”的实在性改造阳明学，使之与近代科学精神与方法产生相关性，另一方面又用“心物合一”和“知行合一”修正颜氏过于“唯物”的倾向，从而在注重科学方法的同时为道德实践和自由意志的活动提供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依据。

思想之体系

本章旨在阐释和厘清梁氏科学观的基本概念、逻辑理路，及其与道德、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阐释的明晰度远远超过了梁氏经常显得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这种含混不是语言风格上的，而是逻辑上的。依据梁氏的著述及其思想来源复现其思想的逻辑结构和变动过程当然具有阐释的冒险性，但我还是确信这种阐释方式在思想史研究中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任何一种思想观点都不会是孤零零的，虽然它们有时显得是如此。我的论述证明：梁氏思想的变化不仅是因时而异的，而且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是从他赖以建立其思想体系的那些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运动中产生的。在许多方面，他只是澄清了他早年的思想，而不是背弃了那些思想，他的许多说法不一的观点也并不像乍看起来的那样自相矛盾-这当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矛盾。尽管我用逻辑的方式呈现梁氏科学观的内在理路，但在此我却乐意声明：梁启超的哲学信仰的动机基本上是审美的而不是逻辑的，他似乎有一种一贯倾向，即把哲学和思想看作是表达对世界的一般态度，而不是沿着逻辑理路去追问一系列问题的正确结论。这一点是他与詹姆士之间的最为重要的相似之处。